| 我於1991年出生在澳門，可謂經歷了回歸前後的兩個不同時期。當時雖為澳葡政府管治，但作為一般市民，感覺與在中國人的地方生活是無異的，一者既是由於澳門已踏入「過渡期」；二者則是由於我年紀尚小，沒有甚麼太深刻的體會。 話雖如此，但細心一想，還是可以拾到一些有趣回憶的。比如說小時候看病，總是會遇到葡籍的醫生，不論問診還是給醫囑均要找來護士幫助傳譯。又例如我中學的時候加入了管弦樂團，當中的指揮也是葡萄牙人。一般來說，他是以英語來跟我們溝通的，但有時他實在太高興了，不自覺地說了葡語，我們便會頓時楞住。葡萄牙人雖管治澳門半個世紀，但卻沒有為葡語作普及教育，因此在澳門真正懂葡語的人是非常少的。直至大學，因為唸法律的緣故，我才有機會接觸這門語言，亦開始認識澳門與葡萄牙的過去。 於1991年成立的澳門大學法學院（甚至可以追溯至1988年由法律及行政辦公室開展的法學課程）與科英布拉大學法學院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，當年的法學教育經常會邀請科英布拉大學的教授前來講課。直至目前為止，澳大採用的教材仍是以該校出版的教科書為主。有部份已由學長、學姐們翻譯成中文，方便我們這些由大學才開始接觸葡語的學生進行學習。雖然我們這一輩非常幸運，有了這些經漢語化的教材，但數目卻寥寥可數，有些科目甚至完全沒有教科書。這個問題一直為人所詬病，成為了澳門法學教育的一大障礙。 在法律建制方面，澳門的法律大多是以葡萄牙法律為模版的（例如五大法典），回歸後大部分獲過渡成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。故此，有時看澳門的法典就像看着葡國法典的中文版一樣，這也是其中一個促使我來葡就學的原因。然而，無論法律具有怎樣的前瞻性，於回歸十五年後的今天，已出現了或多或少不適應的現象，更遑論以1888年葡萄牙商法典為藍本的澳門商法典。你沒有看錯，是整整過了一百多年的法律。今天，商法典中的規範已越來越少人應用了，外資的大企業都傾向運用國際私法的規定來援引域外的商事、合同法，因此，不諳外地法律（或無資源聘請法律顧問）的中、小企業和一般消費者受到的保護便有可能被削弱。 為此，本地法律適時化便成了一項刻不容緩的任務。可是，修改法律從來都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工程，任何更改都必須考慮到整體，以及其背後的機理，否則容易造成失衡，甚至衝擊整個系統，尤如主席在博客中所提及的《動物保護法》般；再加上澳門雙語立法的大環境，使得修法的任務更為艱鉅。由於中文與葡文均具有法律效力，故文本必須一致。過往誤譯的例子屢見不鮮，導致適用法律上困難重重。 在同濟慈善會的支持下，我有幸來到了科英布拉大學攻讀法律碩士。過程中，除了轉換以葡語來學習外，更發現不少法律已有了重大的修改。雖然在適應上非常辛苦，但這正正與我來葡的初衷不謀而合。這樣，我不但可以對澳門法律尋根溯源，更可以找到一些新念頭和想法，以便將來能為澳門的法制建設注入一些新動力。我知道個人的力量很有限，但我們這裡有一支團隊。記得主席曾叮囑：我們要當“平凡的人，做不平凡的事”。雖然我們都是普通不過的人，但是只要我們都能為社會奉獻自己的力量，集合起來便能實現遠大的目標。各位同學，共勉之！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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